國民年金立法之評析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所載，截至民國95年4月底止，國內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24萬餘人，佔全部人口約9.83%；按此推估，至民國115年時，老年人口所佔比重，將會超過20%以上，人口老化速度高於歐美國家。此外，同一統計資料另又顯示，民國93年65歲以上平均餘命已延長為16.83年，且將逐年增加。這些在在說明，台灣即將邁向一個人口結構老化社會，老人經濟生活安全保障已成為未來政府的重要政策方向，其中研議已久的國民年金立法問題更是焦點之所在。

這些年來，由於「出生率」與「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少子化」與「高齡化」之現象愈趨明顯，加上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扶持的傳統模式日益式微，如何對未能享有社會保險的老年人口，研擬規劃一套較妥適的老人經濟生活安全保障制度，俾使其老有所終，顯得格外迫切與重要。

事實而言，政府早在民國80年代初期，就已開始重視人口結構快速變遷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安全問題，所以自民國82年起，內政部會同行政院經建會等相關部會已開始進行國民年金制度推動工作，雖經過10餘年研擬，前後共計完成四個階段不同版本規劃草案，但由於對國民年金定位及目的，有不同之爭議，這些歧見包括：整合既有制度或各自分立推動實施；採取稅收或社會保險籌措經費來源；給付水準不如現行各項津貼；貧困民眾繳納能力較弱等等，使得此一政策立法，在正反意見不斷爭議下，延宕迄今仍歸原點。

面對上述歧見，我們必須從社會公平兼顧正義的角度思考其立法所存在的必要性與妥適性，否則政策的草率或配合措施之不當，不但危及國家財政與安全，而且可能不利整體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爰此，先就立法的必要性來說，目前國內對於老人照顧方面，除了之前已推動的中低老人生活津貼、榮民就養給付、身心障礙補助之外，近些年來由於國內政治環境蛻變，政黨之間為了爭取選票，不斷開立政治承諾，例如民國84年的老農津貼、91年的敬老津貼及原住民族敬老津貼等各項與老人有關的津貼陸續推動；此外，若將30餘萬領有軍公教及政務官退休給付人數一併納入計算，估計目前領有不同標準給付人數，佔65歲以上老人人數之九成左右。由此可見，目前在國民年金立法推動上，與當初研擬規劃之時所存在之時空環境，已有很大不同，使得國民年金是否必要立法推動，顯得並非急迫。

其次，另從國家財政收支之妥適性而言，依據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最近10年以來，因部分公共建設投入不當，加上社福支出不斷擴大，除了民國87年以外，每年政府財政均呈赤字，尤其自民國89年後，其收支逆差更是明顯擴大。在此一情形下，未來可以支應國民年金的財政能量實為有限，雖政府擬以調高營業稅率作為因應，但是否獲得工商業界認同，不無疑問；此外，加上在政治介入下，又將上述各項現金給付津貼從原有的3,000元提高至目前的5,000元，所以未來若要利用「保險」的作法藉以取代現行「津貼」之方式更是不易，使得國民年金是否有能力開辦，的確令人存疑。

很顯然地，這項攸關老人經濟生活安全保障的國民年金之立法，似乎早已錯失最佳時機；但是，建立一個政府可以負擔、持續、安全的年金制度，提供經濟能力較不佳的老人老有所終之保障，卻是我們考量社會公平與正義所不可忽略之精神所在。是故，在推動國民年金立法的同時，吾等認為仍有部分尚待釐清之處，這些包括：

一、目前政府正在推動建立「小而美」、「小而強」的行政組織，國民年金開辦勢必擴大政府行政組織，兩者相互矛盾，是否考慮將國民年金由「公有化」朝向「私有化」之方向開辦，亦即委由保險公司設計各種方案提供民眾選擇，政府則是從旁監督基金收支運用。

二、若不辦國民年金，改以採取擴大現行勞保承保對象作為替代方式，亦即將目前尚無享有社會保險或津貼的民眾納入保障對象，雖其行政成本遠較開辦國民年金保險為低，而且具有強制社會保險精神，強調權利、義務對等原則，但勞保業已入不敷出，此一方式是否造成其債務更加擴大，恐要再三深思。

三、如果國民年金仍要開辦，理應針對現行各項現金給付津貼加以整合，考慮以家戶為單位，試算一個「家戶」最低生活費用，再對未達最低收入家戶提供差額補助，比現行以「個人」為單位的方式更為妥適，如此可將所節省的部分社福支出移作補助開辦國民年金使用。

四、在開辦國民年金時，亦要試算個人或家戶目前各種保費負擔多少，年金保險是否是一般所得家戶可以負擔之能量。(摘自全球台商e焦點第55期）